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合集10篇）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2：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决策层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要想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首先从认识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对“三农”问题作出准确的定位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23－20）》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篇3：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不断增加，但其素质提高缓慢，造成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恶性膨胀。近年来，三都县各级各部门积极想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分乡镇教育、培训，领办项目，劳务输出，提供服务等措施，使全县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在一定程度得到了转移。
20xx年，根据国务院六部委文件精神，在省、州阳光办的关心指导下，我县积极组织培训转移了500名技工，完成今年的任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是一项便民、富民的大事，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
一、我县农村青年劳动力总体状况
1、我县农村青年的规模与结构。根据全面统计，20xx年我县14—35岁农村青年6.6万余人。其中男性占53.5%，女性46.5%。其中17—40岁外出务工青年占40%左右，
2、我县农村青年转移状况与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县农村青年转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农村青年转移数量增加。近几年，我县农村青年外出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外出青年返回到本地，仍然从事二三产业，农村青年向非农业转移，已成为我县农村的一道“风景线。
特征之二：农村青年转移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在农村青年的转移中，具备初中文化的青年农民唱主角，是主力军，占到80%以上。这些人头脑灵，接受新事物快，到外面闯荡见世面、学技术的欲望高，去外地谋求职业的机会大。特征之三：工业、建筑业、制造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仍是农村青年转移的主要行业。在20xx年，农村青年转移的行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4：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出现可喜变化。但由于农民基数庞大，人均拥有土地资源和其他农业资源很少，加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受教育条件差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等，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从长计议，更多地考虑一些治本之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一、客观估价当前“三农”形势
，在政策好、粮价高、人努力、天帮忙的多种因素促动下，我国“三农”实现“三突破”：一是粮食生产突破4550亿公斤的预期目标，达到4695亿公斤，增长9，扭转了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突破5的预期目标，达到2936元，增长6.8，是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多的一年，农民仅售粮收入就增加600多亿元。三是农业效益取得新的突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19公斤，实现增产增收。与此同时，农村市场活跃，农村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
展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改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加，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主要包括大力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农业税免征减征力度，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等。接着，中央一号文件从九个方面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将会保持下去。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还只是恢复性的，下一步如果没有新的思路和对策，不仅农民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而且“三农”问题也难以根本解决。从长远看，影响“三农”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5：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是指身为农民亦农亦商。近来对农产品价格上扬的议论多从农产品价格上扬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角度来阐述，然而农民是否能从中得到多少实惠还不该过早下结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将农产品按保护价卖给国家，其收入所得毕竟有限，即一般是富不起来的。而专门从事农产品经商的人们，把农产品逐层增价，最后这些农业商品到了广大的消费者手中。从中主要受利的是这些商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流通中前者是得到微利或无利可得甚至亏损，后者是该商品的消费者更无利可言。所以，每次的农产品涨价都是仅仅刺激了商人的利益增长。以麦子为例，农民把麦粒（农业成品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将面粉卖给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各厂家或商家，再经过各批发商、零售商逐层经营环节的价格递加，最后到了真正的消费者手上。可见如此循环农民是富不了的。反而会使农民在尝到一点提高产品价格的甜头后，会在他们购买副食品或其他农业必需品时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同时，农产品及其以此为原料的加工品的价格上涨还会加剧城市困难群体的困难，使他们雪上加霜。
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必须农商一体化，引导农民把农产品直接变为终极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通过立法给农民经商的政策，并给以一定的财力支持，才能使农民真正在较短时间内富裕起来。
我们在考虑各种解决“三农“问题时必须要清醒认识商品流通领域的长、宽、大对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和广大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如果，仍然农是农，商是商，水是水，油是油，没有真正实现农商一体化，那么”三农“问题无疑仍然是困扰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焦点。农民经商由单纯的农人向农人和商人双重身份转变，二者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至于农业产业化、实现现代农业，那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农业发展道路。即便达到了那一步，亦农亦商也是正常的，我国和已经普遍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农民将转移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到城市经商，农民身份基本不变，亦农亦商，是农民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有效办法。
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做工或经商形式多样，肯定不是都转移到工厂里。如果认为大部分农民到城里的工厂，是农民脱贫的惟一出路，只需少数农民在农村务农，那是有失偏颇的。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会与新型农民有着质的差别。至于“三农”问题非要靠大集团、企业的介入，否则就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轻视了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主体地位。谁最关心农民自身的利益，难道不是农民本身？难道是那些大集团、企业或者是专门搞农产品经营的城里商人？难道这些人不会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给农民让利、谋利，实际上最后还是自己赚得钵满盆满而农民得点蝇头小利。许多农民穷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注、筹划、支持、帮助下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渠道。这里我并不排斥社会力量对“三农”的支援，不否认非农民投资主体的公司 农户，走实现农业产业化，公司农户互为双赢的道路，但我认为农民自身作为投资主体，办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才是农民追求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根本出路。从事农村生产的农民的农忙和农闲，使他们能够在时间上实现角色转变――进行经商活动。这些农民尽管普遍来说还不具有从事现代商业的条件和水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市场将自己的农产品变为商品，而使自已逐渐变成经商的行家里手。部分农民并不一定要求自己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可以只务农，不经商；而另一部分农民可以只经商，不务农。农商一体化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和科技兴农，农业产业化是同居一个统一体的，但强调的是农民是农民经济的主体，而不是配角。要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自已必须既是农业产品的生产者，更要成为农业商品的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
农产品既包含田地的产出品，又含有它们的加工品。总之，我所说的“农商一体化”是指大农业及相关的大商业。加强农村集市化建设，给予农民经商农产品一定的倾斜政策、优惠扶持，就可以做得到，做得好。观点核心是，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不仅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军，而且应该并能够成为农产品经济的市场主力。富裕农村的典型经验也佐证了我的观点。当然，政府的扶持，农村的组织、培训和农民自身在市场上经风雨见世面是必不可少的，困难的还有教育农民和农民自身觉悟提高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社会舆论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正确途径的引导。
篇6：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理论创新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理论创新
结合农村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之初，总结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而形成的双层经营理论，突破了人民公社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在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为了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构想，推动农业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历史证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每一次理论的大突破都带来实践的大发展。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离不开理论创新。
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要求
发展农村经济要求在理论上有新突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实践中的新问题要求在理论上做出新回答。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要有世界眼光，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农业发展规律的新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增强改革意识，既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努力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尽快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适应工业化进程加快的趋势，要用工业的理念来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有战略思维，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只有通过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实践，才能不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解决农村矛盾要求在理论上有新突破。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不断深入，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业仍处在爬坡阶段，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缓慢、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权益受到侵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仍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其中既有多年积累的老问题，也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解决起来难度很大。要解决农业的问题，化解农村的矛盾，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开拓新思路，寻求新办法。理论上有了突破和创新，认识就容易统一，问题就容易搞准，办法就容易找到。
繁荣农业经济学科要求在理论上有新突破。近些年，农业经济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对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与形势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创新不够，有的疏于对鲜活实践的关注和提炼，有的还不能从传统理论的禁锢中走出来，还有的盲目照搬照套国外学说。发展“三农”理论、繁荣农业经济学科任重道远。只有突破旧框框，推进理论创新，才能形成中国特色农业经济理论框架，构建完整的农业经济学科体系。
抓住创新的重点
本世纪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三农”理论创新的难得机遇期。理论创新要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问题，贴近农村的实际，服务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前，应着重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发展的理论要创新。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7：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抓好“三农”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不仅给我们从事农村研究工作的同志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任务和目标，而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次赴无锡市考察学习，深刻感受到无锡市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既符合现代化农村建设一般规律、又切合无锡市情特点的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农村现代化之路，把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作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最核心的任务，实现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结合双辽实际情况，解决好“三农”问题，既不能照搬照抄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更不能冲动蛮干，要在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问题上不断创新思路。观念决定行动，思路决定出路，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前途。围绕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应把握好这样几个问题：一．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一是要有新理念、新思维。对于农业，要充分认识到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要有新思维，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用城乡统筹的思想促进农村进步，用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的办法富裕农民。有了这样的新理念、新思维，确定发展新思路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要有新方向、新目标。要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实力增强上来实现农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本目标，突出抓好精细种植业、精品畜牧业和精深加工业。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办法，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渠道由少到多、专业化生产规模由小到大、产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由弱到强、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由低到高、农产品加工转化和产品质量由粗到精的历史性转变，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了这样的方向、目标，实施新的发展思路就有了明确的工作重点。三是要探索新途径、采取新措施。主要是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好农业产业化经营路子。坚持非均衡发展，必须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区域布局，实现重点区域率先突破；必须发展优势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率先突破；必须注重发展民营经济，鼓励科技能人、经营大户加快发展，实现优势群体率先突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增强农业发展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作为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和科技水平的有效途径，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在实践中，要努力推进种植基地化、养殖小区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投资多元化、项目工业化。有了这样的途径和措施，实施新的发展思路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二．实施农村城镇化，是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双辽农村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城镇化。所谓城镇化，是指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其基本思路是：做强做大中心城镇，发展壮大周边乡镇，积极培育中心村，选择发展一般村，着力构建以中心城镇为核心，以周边乡镇为枢纽，以中心村为基础，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现代区域城镇体系。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农村城市化正是这样一个人口、产业、资本和市场的集中过程。一方面是城镇工业把农业富余劳动力与农村人口拉到城镇，另一方面是 农业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推到城镇。城市工业化带动的8：用“三公”体系解决“三农”问题
用“三公”体系解决“三农”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农”问题是中国今后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难点问题，建议用“三公”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
“三公”体系即在农村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和公共投资体系。最近，财政部提出要让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此举即是将“三农”发展中属于政府职责的事务逐步纳入各级财政范围，以努力加强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
我国二元经济的存在，主要是因为长期城乡分割，采取不同政策造成的，其中，财政的倾斜是重要因素。发展农村经济，国家要管起以前没有管而应该管的`公共事务,财政、服务和投资体系的改革要根据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篇9：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刘立仁厅长回到南京的当天，一边处理繁忙的工作，一边接受记者的专访。
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是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农林厅厅长最为关注的话题。“江苏是农业大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突出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举措来抓。”刘立仁说，这一战略举措，使城乡协调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层次更加提高，思路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统筹城乡发展，江苏着力推行“一降两补一改”解决农业问题，办好农村五件实事加快农村发展，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民增收。
解决农业问题推行“一降两补一改”
“农业问题是个效益问题，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关键是提高农业效益。”刘立仁说，近年来，江苏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一是降低农业税率”。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税赋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近年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上，江苏对有关政策进行了调整完善，去年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今年起，全省开始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争取在3年之内免征农业税，比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定的5年期限提早两年完成。全省农业税正税税率今年降低2个百分点，农业税附加同比例下降，苏南等有条件的地方免征农业税。仅降低农业税一项，农民从中就可得到10.9亿元实惠。
“二是实行粮食直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把对流通环节的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以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能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去年，省政府在粮食风险基金中安排3900万元，对丰县、盱眙、阜宁、灌南、宿豫五个粮食主产县进行粮食直补试点，补贴对象为种粮农民，补贴与粮食生产挂钩。今年省财政安排不少于40的粮食风险基金用于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
“三是实施良种补贴计划”。去年，江苏组织实施了8个县市国家级优质专用小麦良种补贴，实施面积150万亩，每亩补贴10元，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为支持粮食主产区推广优良品种，省委、省政府今年在全省部分地区实施水稻良种补贴，省财政安排5000万元，在苏中、苏北择优选择23个水稻主产县实施，总实施规模510万亩，补贴标准是常规粳稻每亩8元，杂交籼稻每亩15元。
“改革土地征使用制度”。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去年省政府出台颁布了《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在丰县、沭阳、江都、东台、常熟等县市开展土地流转有形市场和土地承包纠纷仲裁试点。改革土地征使用制度，调整征地补偿标准，改变过去征地一次性货币安置补偿的做法。今年进一步改革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明确国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
加快农村发展办好“五件实事”
“农村问题关键是发展，促进农村发展关键是要改善农村发展环境，着力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刘立仁说，针对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从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入手，省委、省政府决定用3年时间全面完成农村改水任务、基本完成农村草危房改造、农村乡村道路建设和改造，基本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这农村五件实事。
目前我省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吃上清洁的自来水、还有相当数量的.草危房没有得到改造、农村乡村道路建设滞后仍是制约农村发展的一个“瓶颈”。江苏计划用3年时间将农村人口饮用卫生水覆盖面提高到95以上，新增受益人口940万人以上；支持苏北地区16个扶贫县完成5万户草危房、2万户高危房改造任务；建设和改造农村乡村道路2.8万公里，实现县至乡村道路灰黑化、等级化，建设和改造乡际道路1.2万公里，全面完成农村公路建设和改造任务。
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去年确定新沂、淮阴、盐都、赣榆、沭阳、高邮、海安、姜堰、句容、金坛10个县市、区进行试点，受益覆盖面达到85，实现了不低于60的预定目标，同时建立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对没有能力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贫困农户给予救助。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我省全面推开。
调整完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去年我省通过加大农业税社会减免，切实减轻纯农户和种田大户的负担，通过增加省财政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确保农村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农民实际承担农业税、一事一议筹资、以资代劳总额为38.9亿元，比上年减少6.53亿元，下降14.4，承担劳务1.35亿个工日，下降26.4。
促进农民增收实施劳动力转移
“农民问题核心是增收问题，增收问题说到底是就业问题。”刘立仁特别强调，农村人多地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能力
不强，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增长。省委、省政府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当前最大的农民致富工程，提出到实现500万农村劳动力由农到工大转移，每年新增劳务输出50万人以上，力争达到70万人。
强化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组织实施《江苏省农民工培训规划》，根据市场需求，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覆盖面，确保新增农村劳务输出人员培训率超过50。加大财政对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投入，设立省级农村劳务输出培训专项基金，今年省财政用于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的资金增加到4000万元，培训并实施转移一人，补贴100元。
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大力兴办劳务中介组织，拓展职介服务功能，完善区域协作机制，推进南北挂钩，提高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劳动力市场信息化建设，为农村劳动力就业提供优质信息服务。取消对农村劳务输出人员进城就业的各种限制及歧视性就业准入条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通过农民工回乡创业，引导城市资金、技术向农村转移，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良性互动。
0：在科学发展中解决“三农”问题
在科学发展中解决“三农”问题
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发展,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三农”问题,基础是农业,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关键是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尤其是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事业落后;核心是农民,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造成的,因此必须靠加快发展来解决。
一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展现代农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建设
新农村的产业支撑。要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要拓宽农业产业体系,丰富和优化农业内部产业构成;要改善农业物质装备条件,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步伐,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形式,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二要加快发展农村经济。在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农村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发展非农产业,应以能够发挥当地资源优势、具有广阔市场需求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为重点,比如农副产品加工业、建材工业和建筑业、商业、交通运输业以及信息业等。三要重点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农村发展中最薄弱的环节是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因此,要从多方面加强农村
公共服务,增加对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投入。
提高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利益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农民是我国最广大的利益群体,目前也是弱势群体。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党代表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充分反映了亿万农民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党服务人民、造福农民的宗旨。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三农”问题,要依靠农民,尊重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的知识结构、技术能力、经营管理水平、思想观念和道德水准,直接决定着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有效开展农民技能培训,培育新型农民,同时促进农民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等形式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富裕农民,使农民充分享受建设和发展的成果。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的最直接受益者,富裕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首要的是提高农民收入,一是在政策上继续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力度;二是在组织上创新农业生产组织与经营形式,降低交易成本,扩大规模效益;三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步伐,实现农民充分就业。
优化结构,实现农业与农村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照这一基本要求解决“三农”问题,可具体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全面发展。农村发展的这些内容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统一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和系统,是多元一体化的综合建设和全面发展。这体现了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共同发展,体现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统一的发展要求。二是协调发展,主要是促进农业与农村内部关系的协调,实现结构优化。农业与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包括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级化。三是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实现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可持续农业,要充分开发、合理利用一切农业资源,合理地协调农业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资源转化率,使农业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优化配置,达到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四要实现农村社会安定,农民安居乐业。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统筹兼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长期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的倾斜性发展战略,使工农和城乡差距扩大。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在体制、制度和战略上转变城乡分割、工农分治的二元经济结构,实行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关键要构建有效的实施机制,并制定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与具体对策。一要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制度创新机制,应重点从国民
收入分配制度、财政税收制度、金融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进行宏观经济政策与制度创新,从土地制度、农民负担制度、农产品流通制度等方面进行农业和农村政策与制度创新。二要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劳动力流动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应明确提出和使用“农民就业”的概念,并从战略高度重视农民就业问题,把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整个就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纳入到政府宏观调控与管理的基本目标体系,在就业问题上给农民以“市民待遇”,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三是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投入机制,进一步调整国民
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保护力度,不断提高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水平。四是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宏观协调机制和立法与政策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