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
2022感动中国人物叶嘉莹事迹1
叶嘉莹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x月x日，96岁的她例行给南开大学新生讲开学幅有限的缺憾。
陈传兴想把一个女诗人的个人历史、一段家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国古诗词的几千年历史，投射到同一个落点上。我相信每一种历史都是真实的，但相伴发生的未必是完全的因果关系。所以，我更看重不同的人对叶嘉莹的描述。“盲人摸象”并不一定是贬义词，每一部分都是活生生的存在。
除了“穿裙子的士”“诗的女儿”这些头衔，她也是女儿、妻子、母亲、学生、老师……如果说叶嘉莹在古典诗词上的成就如朗月当空，清辉万里，那每位受访者就仿佛江河湖海，分别映照出她的不同侧面，她不是神，是一个鲜活灵动的人，波光粼粼，是谓月映千川。
诗人席慕蓉的朋友是叶嘉莹在台湾大学的学生，她与她由此结识。叶嘉莹写她的长文《欲将修短争天地》后，她便告诉我一个小小的秘密：其实“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体会，过乐观的生活”，是在她的大女儿与女婿刚因车祸去世后，她在悲哀痛苦中挣扎起来时，曾经写下的两句自我勉励的话，只不过因为当时，她觉得不好意思说这样洞观人生的话是她自己的体悟，所以曾经托名说是她老师顾随先生说的，但现在她年事已高，所以她承认了这是她自己的话。如今想来，这两句话不正是先生在中国诗词道路上一路坚毅走来的写照！
“剩得书卷解沉哀，弱德持身往不回”，先生以为“词人是处在弱势的地位，不能够表白，也不能够言说，但是他有一种持守的品德。我处着一个弱者的地位，。在我保持一个弱者的姿态之中，我有我的持守。就是你的品格跟理想，不应该为外界的环境所左右而改变”。所以先生首倡这“弱德之美”，即使自己处在艰难苦痛之中仍旧终身持守。
今年先生的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是未上映先轰动，在章，“场景零乱事件时序性迷乱，影像不是书写的对位句点，书写也不为影像的喑哑话语而存在”，还总是无缘无故地，从一个文本滑向另一个文本。在文学和电影里，陈传兴都热衷构建“迷宫”。有人说，《掬水月在手》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部“曲高和寡”的纪录片，但无论迷路与否，观众都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诗的精灵正在悄逸漫漶，它可以成为安放灵魂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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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掬水月在手》是叶嘉莹先生唯一授权的一部传记电影，导演陈传兴此前曾策划拍摄了在两岸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家、作家的一生，随着《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的成功上映，标志着陈传兴“诗歌三部曲”创作终章。导演陈传兴介绍，为拍摄全景式反映叶嘉莹先生“历经磨难又活得光亮的一生”，电影拍摄团队用时3年，分别在两岸、香港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叶嘉莹先生出生、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取景，采访了叶嘉莹先生的亲友、学生40余位，力图还原叶嘉莹先生以弘扬中华诗词为己任，历经烽火硝烟、家道变迁，活出如诗一般铿锵人生的精神世界。
“她内心中因为有古典诗词作为支撑，所以历经磨难依然能够活得足够光亮，到了晚年，她还能够想到用曾经支撑自己走过苦难的古典诗词反哺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成为整个华人世界的一道光彩。”陈传兴说，这是叶嘉莹先生最让他感动的人生力量和去拍摄这部传记电影的驱动力。他希望透过《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传》传递一个核心的观念：中国需要有诗。在任何时代，不管是和平、战争、苦难的时代，诗人的存在为什么都是不可或缺？
“叶老师一直在我的拍摄名单里”20xx年，陈传兴成立行人文化实验室，策划一部在两岸、香港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主题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在台湾、香港生活的最重要的几位文学家、作家的一生，他本人还参与了诗人郑愁予和周梦蝶两集的拍摄。
“叶老师作为‘诗词的女儿’，她的生命光辉和精神世界一直感召和引领我。”虽然不是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出身，但是陈传兴对中国古典诗词有一种天然的心灵亲近。上世纪80年代初，陈传兴在台湾一家书店偶然看到叶嘉莹先生早期诗词研究的一部代表作——《迦陵谈词》，从此就书不离身，爱不释手。“到法国留学时，我把这本书带在身边，这次为《掬水月在手》的电影宣发来到大陆，14天隔离期中，我还不时翻看这本书。我觉得每每翻看中国古典诗词，都会带给我一种美感，给予我滋养。”尽管此前为拍片，陈传兴多次往来大陆，但此次大陆之行，让他对大陆、对古都北京收获别样的感受。
“我原来不知道北京的钟楼和鼓楼离得这么近，这次和朋友一起坐在什刹海一个茶馆的露天平台上，秋色浓郁的芦苇在眼前飘荡开，好似时光穿梭，我跟着当年的叶先生，穿过什刹海的胡同，到她的老师顾随先生家里吃饭。冥冥中好似天公的安排，让我跨越两岸的时光机，来讲述两岸的一段过往，叶老师就是联结两岸的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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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功用，这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在白色恐怖之下，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几年后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一句，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又一次给了她沉重的打击。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
经此一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一年后，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不久，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xx年，她决定定居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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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出自对词这一文体美学特性和内在意蕴的研究，最早见于其《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基于过往对词体的研究“神韵说”“境界说”等不能秉承主旨，叶嘉莹先生从张惠言“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王国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等论点出发，探寻词因内心的“难言之处”于无意之中结合进入了词的创作，敏感地把握住词体以深微幽暗、富于言外之意蕴者为美的美学品质。叶嘉莹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弱德之美”的概念，来归纳词体的这种美感：“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
叶嘉莹先生发现，在清朝词人朱彝尊《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等作品中，隐含了一段与其妻妹的不伦恋情。因为这段不为社会所容的爱情，朱彝尊将内心中缠绵郁结的“难言之处”，化生成词作中隐曲的“弱德之美”。在叶嘉莹先生看来，不但“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佳词、《花间集》中男性托名女性叙写所表现的“双性心态”，甚至苏东坡、辛稼轩等豪放词人蕴含“幽咽怨断之音”和“沉郁悲凉之慨”的作品，都具有“弱德之美”——究其本质，这些都是在外在环境的强压之下，不得不将“难言之处”以曲笔道出。
也正因此，叶嘉莹先生认为词体的“弱德之美”具有双重意蕴和双重心态。东坡词意蕴的深曲，因其儒家用世之心受挫后遁而为道家之超旷的一种双重的修养；稼轩词意蕴的深曲，因其英雄之志受到外界压抑所形成的一种双重的激荡；朱竹垞词作意蕴的深曲，只是由于爱情的追求在礼教的约束之下所形成的一种既想要冲决网罗却又不得不驯服于礼教的挣扎与矛盾。
朱彝尊收入《江湖载酒集》的一首小词《桂殿秋》，言尽朱词“弱德之美”：“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竹垞《桂殿秋》一词深受后世词评家激赏，甚至被况周颐评为清词压卷之作。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一文对朱彝尊与其妻妹缠绵悱恻的爱情作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考据。同为具有“弱德之美”的作品，但在叶嘉莹先生眼中，风骨高下立判：东坡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达士，稼轩词可以称为“弱德之美”中的豪杰，竹垞词才真可称为“弱德之美”中一个真正的弱者。
叶嘉莹先生甚至认为，在古典诗歌行列中，陶渊明和李商隐也含有“难言之处”和“弱德之美”。陶渊明“不以五斗米折腰”，退隐归园田居。李商隐身陷晚唐牛李党争，以隐忍态度承受痛苦。陶渊明、李商隐的诗歌各有其“难言之处”，以曲笔委婉道出，同属“弱德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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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讲诗词被公认的特点是“跑野马”。
唐朝的皇帝，她一口气说来十五个。“小山重叠金明灭”里的“小山”，她能讲上3页纸。
讲哲理诗，她随手把张九龄、陶渊明、朱熹的诗拎出来作比较;讲李商隐的《嫦娥》，她会谈到王国维和王维，比较纯诗人的自哀、哲人的的悲悯、修道者的自得;从辛弃疾的词，讲到词的本质，再由词的牌调拐到小令与长调的区别，因此讲了讲柳永，然后再回到辛弃疾的另两首词和用典，结合西方的意识批评理论……最后回到这堂课讲的这首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年轻教师去听她的课，感慨“叶先生‘跑’一大圈还能跑回来，而且几乎不出错”。
品鉴韦庄《思帝乡》里的“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叶嘉莹告诉学生，不要把它看成仅仅是写美女和爱情的小词。做学问和追求理想也需要这种精神，学物理不一定都能获奖，要对自己的追求有终生不渝的奉献。那一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奖。物理一下子成了热门，许多学生争着报考物理系。
她在课上感慨，当今世界科学发达，物质享受也越来越高级，可战争的危机到处埋藏着，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人类才有李商隐说的“何当百亿莲花上，一一莲花见佛身”的世界呢?
听过叶嘉莹讲座的学生觉得，叶先生先“降低了诗词赏析的门槛，又手把手领着人进来”。“她讲诗是结合着自己生命的经历，是与生命相融会的感发。”比如叶先生讲杜甫的诗，讲到‘国破山河在’，她是真正体验过的——“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吃混合面，穿补丁衣，学校更换了教师，英文课程改上日语课，她们在教室按要求把历史、地理课本逐页撕毁涂抹。
顾随说诗的主要作用，是在于让人感动。叶嘉莹在国外的课堂上，也常常给学生用英文“care”，她说要有一颗关怀的人，对人、事、物，对大自然的关怀。
顾随不讲书里写的内容，也不怎么引经据典，完全是自己读诗的感受。叶嘉莹讲诗，也常把自己的感受、情谊放里面。
顾随讲喜欢的，也讲不喜欢的。他直言姜夔的词，最大缺点是清空。他认为，一个人做人只是穿着白袜子不肯粘泥，总是自己保持清白、清高，这样的人比较狭隘、自私，遇事不肯出力，为人不肯动情。
“顾先生讲诗歌生命里的感发。”叶嘉莹说。而“生命的感发”也是她研究古典诗词的核心，也是她“终身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重要原因”。她认为，“诗词的好坏，永远以它的感发的生命的厚薄、大小、深浅为评量的层次。”
讲周邦彦时，叶嘉莹称赞词人的技巧和艺术，但仍要“很真诚地说话”。她说周邦彦这个词人，和苏东坡就差了一点点。两个人同样经历了新旧党争，苏东坡是将自己的得失、福祸置之度外的。而周邦彦最后学到的是明哲保身，“委顺之名，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她觉得周邦彦的词里缺少一种博大的、深厚的感发的生命。
她喜爱辛弃疾，说辛弃疾和苏东坡、陶渊明不同，陶、苏都准备了一个“退”，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退。但辛弃疾和杜甫是没有“退”的人，他一生也没有忘记收复自己的故乡和故国，他是坚持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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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叶嘉莹离开北平南下结婚，之后便再没机会见到顾随。叶嘉莹在怀念顾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离开北平）三十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然而直到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国探亲，她才得知顾随早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
关于婚姻，对于很多女人来说可能是人生的全部或者说绝大部分，但是对于叶嘉莹来说，只是不愿提起的一小段往事，尽管她不愿提起，然而这段婚姻还是给她带来了太多的不幸，1948年，叶嘉莹在上海和赵钟孙结婚，对于这段婚姻没有爱情的基础，婚后也没有产生任何的爱情，两人的结合不过是叶嘉莹一时错误的选择，这一错，便错了一生。
婚后两人没有住所，借住在大姑姐家，生下大女儿后，初为人母的快乐还未来得及享受，丈夫就因思想问题入了狱，刚刚安下的家也被抄了个干净，叶嘉莹后来也连母带子的被抓入狱，后来她找到警察局长写了自白书出来，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居无定所，借住在朋友家的过道上，晚上不敢早睡，白天不敢晚起，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
为了生活她到处去找工作，同时去很多所学校任教，夜以继日的像个机器一样工作，勉强能够养活女儿和自己，丈夫出狱后，叶嘉莹还未来得及欢喜，另一个阴影立马笼罩上来，丈夫性情大变样，心理扭曲，对叶嘉莹多次实施家暴，在千难万险中都坚强的走过来的叶嘉莹，看见自己遍体鳞伤的那一刻陷入了绝望，她多次产生了自杀的想法，却为了孩子不得不活下去。
随着在教育界的成就越来越大，对诗词的研究愈加深刻，叶嘉莹的教学事业也逐步上升，由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教，后来作为交换教师去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受到了很多外国诗词爱好者的喜欢。
1966年，叶嘉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哈佛做交流者，她打算回国把父亲接到美国，在美国定居，不料遭到阻击，无法返回美国，只得去加拿大，再把女儿丈夫都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那段时间，叶嘉莹一个人承受了很多压力，几乎要把她压垮。首先是语言关，加拿大的UBC大学要求叶嘉莹用英文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虽然之前在美国的时候已经接触了英语，但是要用它来授课谈何容易，但是为了生计，她只得答应下来；
第二个是生计，改居家拿大是突然之举，两个女儿要从美国接来加拿大，父亲也要接来加拿大，丈夫也要来加拿大，于是叶嘉莹独自一人到处找合适的房子，添家具和生活用品，这些繁杂的工作在对于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弱女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是家庭关系，错的人永远不能指望他会改变，尽管叶嘉莹无数次的容忍，宽容，沉默，丈夫既无用又大男子主义的恶劣性情丝毫都不知收敛，家内家外什么都做不好，那大男子主义的虚荣心和存在感怎么捍卫？那就家暴好了，通过对妻子发威来显示做丈夫权威的作风。这让叶嘉莹身心俱疲，她把所有的苦闷都写进了诗里：
异国霜红又满枝，飘零今更甚年时。初心已负原难白，独木危倾强自支。忍吏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验，留向天涯哭水湄。独木危倾强自支，多么无助，多么无力又多么无可奈何呀！因为在授课方式和学术成就得到了UBC大学的肯定，不到半年时间，叶嘉莹就被授予了终生聘约，本以为一生的苦难已经结束，不料人生最大的痛苦还在后面，
1971年，父亲因病去世，叶嘉莹悲痛万分，从此叶嘉莹的人生就没有了来处，写下一首挽诗《父殁》后，开启了自己的欧洲之行。老父天涯殁，余生海外悬。更无根可托，空有泪如泉。昆弟今虽在，乡书远莫传。植碑芳草碧，何日是归年。好不容易走出了痛失慈父的痛苦，好景不长，1976年春天，她的大女儿又出事了。在送母亲去机场参加亚洲学会回来的路上，夫妇俩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出了车祸，双双身亡。女儿的骤然离去，让叶嘉莹的人生猝不及防，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任何人，她知道：
人与人的理解谈何容易，哪里有什么感同身受。那切肤之痛旁人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所有劝慰的话都是那么的乏力。既然如此，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她宁愿自己忍！她写下了一首又一首的哭女诗，在她人生最痛苦之际，又是诗歌给了她光明和安慰，或许是一个人一生要经历的灾难也是有限的，叶嘉莹之后的人生倒是没有什么大灾大难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再有什么也只是一阵小风罢了。
1990年，叶嘉莹从UBC大学光荣地退休了。得知叶嘉莹退休后，国内不少大学，包括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都先后向她抛出了橄榄枝。但叶嘉莹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在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决定建立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由叶嘉莹担任研究所所长，叶嘉莹开始雷厉风行的去海外筹款，还把自己在美国领到的九十多万人民币退休金捐赠出来，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她由衷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南开大学也对这个一生漂泊，半世艰辛的老先生做出了回报，为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校园里修建了一座以她的号为名的四合院式的书院——迦陵学舍，以此作为叶嘉莹的归宿，庭院种满了莲花，莲心不死，先生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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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叶嘉莹而言，更沉重的打击在52岁那年到来。她曾对大女儿说早点生孩子，我退休了可以帮你带。这是她对自己晚年的另一种设想。
1976年3月，52岁的叶嘉莹在美国东部参加亚洲学会。她收到大女儿和女婿车祸去世的消息，立即飞往多伦多。回到温哥华后，她把自己关在家里，接连数十天闭门不出。
她在《哭女诗十首》里，写“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老瘁竟何为”，“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参加完葬礼，她回来学校工作。见到同事朋友学生，最多眼圈一红，就低头走过去了。“她的丧女之痛，似乎都用学问和诗词抚平了。”叶嘉莹的朋友刘秉松回忆。
导演组问她，这种抚平，是因为叶嘉莹不敏感吗？
“我觉得她不是不敏感，她对诗词中那些幽微的情感体会得那么透彻，怎么会是不敏感呢？恰恰是古诗词救了她。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让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那么高的层次。她的苦痛都被诗词溶解了。”在刘秉松看来，“人生最难就是把自己退到一个位置，用相同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去轻而化之。”
女儿的离世几乎彻底改变了叶嘉莹的后半生，家庭已经不再是她所谓的牵绊了。
“她觉得上帝听到了她的心愿，但是她有未完成的任务，所以带走了她的女儿。”《掬水月在手》副导演沈祎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她要这样去说服自己或这样去相信自己接下来的使命，其实是以他的亲人的离去为代价的。”
诗词帮助她缓解丧失亲人的痛苦，提醒她还有诗词传承的使命。
女儿去世的第二年，她再次回国探亲。那时_结束。在火车上，她看到年轻人捧着《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时，买到《天安门诗抄》。
“我当时觉得，中国真的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她觉得“平生学的这点东西”，还可以报效祖国。
1978年，叶嘉莹给国家教委写信，申请回国教书。
1979年，叶嘉莹回南开讲学之时，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只是帮忙提行李的中文系研究生。每次往返加拿大与中国，她都自费坐经济舱，讲课也分文不取。
陈洪坦言，当年叶先生还是有些“囊中羞涩”。自己跟着叶嘉莹去水果摊，3堆橘子价格不同，叶先生一定买最便宜的。
在北大最大的阶梯教室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跑来听这位北美教授的课。她回忆叶先生讲《古诗十九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看到了另外一个智慧的女性师者的美”。戴锦华说，“叶先生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未来要做教师的重要和直接的推动力。”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她给大学生讲，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密集的时候，隔一天一讲，每次3小时。
有的课程录像中能看到她轻微地咳嗽，但是她的语调没有降低或减慢。“如果用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我讲课，就是，‘余虽不敏，然余诚矣’。”
她的讲稿被整理出来，有学理工的学生看了一个通宵。
1990年，叶嘉莹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退休。她决定捐出退休金的一半——10万美金，在南开大学设立“叶氏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号，“永言”则从她已故的大女儿和女婿名字中各摘了一个字。
前几年，她又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变卖房产收入。目前已累计捐赠3568万元。有记者来采访，叶嘉莹说，我本来也没有要他们公布。本来是我捐了就是捐了，是校友会他们说出去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学问，看样子你对于学问是没有兴趣的。”面对记者的追问，她很直接地对着镜头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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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说自己“好为人师”，因为急于把自己所知道的诗词里的好处告诉别人。
她阅读涉猎广泛。中国的、外国的，文学的、心理学的，经典的、畅销的，她都看。
受聘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20年间，叶嘉莹几乎每天开车经过西南海边大道。大道右边是高高的森林，左边是住宅区，越过住宅区，是广阔无边的太平洋。退休之后，只要从中国讲学回来，她仍每天风雨无阻地在这条路上往返，去亚洲图书馆看书、研究、撰写新的论著。除了午饭时分到休息室吃自带的三明治和水果，她要待到图书馆关门才离开。
她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英文提高了，就去听西方人的课，借西方文学理论的书。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
叶嘉莹指出：中国传统文论，需要以西方的新理论来补足和扩展。
她讲心与物相感的关系，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比兴”，是西方现象学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她讲秦观填词的用字和内心的敏锐时，提出希利斯·米勒的观点——不管小说的内容有多少不同，他总能在不同故事、情节和风格之中，找到的本源。她因此解释用词源于“真正心灵情感的本质”。
谈到温庭筠的《菩萨蛮》，一句“懒起画蛾眉”，她讲杜荀鹤和杜甫的诗，也用西方学符号学的观点解释：“蛾眉”就是联想轴上的一个语码。因为“照镜画眉来做托喻，在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可以唤起我们的联想。你一看蛾眉，就能想到离骚中‘众女嫉余之蛾眉兮’，想到李商隐《无题》里的‘长眉已能画’。”
近些年，她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本科时读英文专业，然后去国外学西方理论。回国后，将这些理论生搬硬套到自己的文化上。她觉得这不可取，必须先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了解。“理论是荃，目的在鱼。”
她创造了一个名词“弱德之美”，诠释中国古典诗词美感特质的本质性。她说，弱德不是弱者，弱者只趴在那里挨打。弱德就是你承受，你坚持，你还要有你自己的一种操守，你要完成你自己，这种品格才是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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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为她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我天生来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
初回南开，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堂下座无虚席。她写下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都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当被问及，为何在如此高龄，还要坚持推广普及古诗的吟诵时，叶先生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年轻人。以前我上课大多是在讲批评啊讲欣赏啊，但是我没有教吟诵。近代之后，吟诵被认为是腐朽落寞的文化，逐渐不被提倡。离开台湾后，我觉得吟诵要是断绝了真的可惜。不留下正统的吟诵，我觉得对不起下一代的学生。”
古典诗词该用什么方式来传承?这是个讨论了很久的议题。
叶嘉莹的答案之一是吟诵，古人讲究“吟而成文”，中国古诗词由吟诵而始：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出自《周礼》，乐语是古代贵族子弟美育的重要部分。从周朝开始，我们的学习就是伴随着吟诵开始的。吟诵是学习古典诗词的重要法门，它所带来的兴发感动的体会，是深入理解古诗词的基础。”
在国外生活了许多年的叶嘉莹强调：只有中国有吟诵，其他国家的文学没有。英文诗有朗诵、朗读，也有轻重的读音，但是没有我们这样拿着调子的吟诵。所以他们把吟诵翻译成chanting，这样翻译并不准确，因为chanting 其实是佛教做法事时的念诵，与诗歌的吟诵不同。
她对于吟诵非常“执着”，在《掬水月在手》里，能看到许多的吟诵镜头。叶嘉莹觉得，吟诵是“复活”诗人生命的手法，要读懂词人，就是要进入对方的语境中，过别人的人生。
当诗词加上韵律声调，不仅更好记忆，也离的情感世界更近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