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苏轼苏辙（共7篇）
苏洵苏轼苏辙
苏洵苏轼苏辙是唐宋八大家之三，也是为一家人，苏洵便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在当时也是相当有名的人物，他们父子三人合称“三苏”。父子三人在都是全才，不仅在文学上的贡献突出，在政治、史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下面依次来看一下父子三人的主要介绍。
苏洵，他是属于大器晚成的大人物，到五十岁左右他的作品才被许多人所熟知，年轻的时候不喜欢读书，喜欢游览祖国的山水。快到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发愤读书，但考试都落榜了，到了三十七岁考试还是落榜，于是他决心不再进行科举考试。
苏洵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继续去参加那些不合理的科举考试，而是自己自学成才，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最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理论。等到他四十八岁那年，得到欧阳修的极力推荐他的文章才慢慢有了名气。
苏轼和苏辙的经历却跟他们的父亲完全相反，年轻的时候就被金榜题名但他们的一生却是十分坎坷。苏轼一生在各个地方当官，地方成绩显著，在朝廷中也当上了礼部尚书的职位，参考科举考试对当世的变故直言不讳。他的弟弟苏辙比他的言论更加激烈、尖锐，矛头直指皇帝，说皇帝沉溺与酒色中，不准时上早朝，不听从大臣的意见，却听从一些妇孺的话。结果他的言论引起朝廷轩然大波，众多臣子议论纷纷。苏辙的才能在元祐年间才算得到了一个大的发挥。
苏辙官职
苏辙，“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合称“三苏”。在苏辙的一生中，做官无数，二次被贬，一生的起起落落也使得我们对他的从官生涯更加关注了。
嘉佑二年年仅十八岁的他凭借聪明智慧与他的哥哥苏轼同时考中了进士。不久因为母亲的去世，从京城返回家中服孝。
嘉佑六年，又与苏轼一同考中了科举科，但当时由于他向上级起奏说要奉养亲人因此没有被任命做官。在这之后，他曾担任过大名府的推官。又在熙宁五年，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认为原来的法制不能进行修改。
在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过程中，他出任河南的推官。元丰二年，他的哥哥苏轼以作诗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抓捕入狱。因为救哥哥心切，他上书称用自己的官职来为苏轼赎罪，结果不但没有救出苏轼，自己也因为这件事情被贬官。
元丰八年，旧的党派执掌朝廷，他被朝廷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等官职。元祐四年受朝廷的委托出使契丹，回到朝廷后被封为御史中丞。过了两年，又被封为尚书右丞，这时他的地位已经是非常高了。元祐八年，旧法派被推翻，新发派又再次掌管了朝政。绍圣元年，苏辙上书反对新的政策，结果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雷州安置，后来又被贬到循州等地。苏辙的'一生有过辉煌的时候也有过低谷的时候，年少得志，但其中却又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
苏辙读音
辙(zhé)，意思指车轮压过的痕迹，部首是“车”，总笔画为16画。在古文中有多种含义。在《曹刿论战》“下视其辙”中的意思是指车轮压出来的痕迹;在《赠白马王彪》“改辙登高岗”中的意思是解释为车辆行驰的路线;在《<指南录>后序》“会使辙交驰”又指车辆的意思。
人们通过对人物苏辙的熟知，对这个“辙”字也就不再陌生了。
苏辙，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合称三苏。苏辙在治学的方面受到父亲的影响非常大，以儒家为主要方向的学习方向，最仰慕的人是孟子但同时又看遍百家。
他最擅长政治和历史方面的知识，在政治言论中纵观天下大事，所写的文章一针见血，十分中肯，如《上皇帝书》、《六国论》等。苏辙在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写文章既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又要有丰富、广阔的阅历。因此他十分羡慕和欣赏司马迁能游览天下与各路英雄交流。
苏辙的赋也是极具特色的，在《墨竹赋》中他把竹子形态写的非常逼真，又充满诗意。早年间对诗的写作上，苏辙并没有表达出出色的才华，与他哥哥苏轼的手法相差甚远，主要是写一写生活琐事和景物等，风格朴实平淡。但在晚年写诗的才情逐渐突显出来，所写的诗作富有情态，将情感融入在诗中。
苏辙名句
苏辙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所写的作品数不胜数，留下来的名言名句也是非常之多。他在做人、做事、待人、立法等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下面来看一下苏辙为后人所留下的精神财富。
在教化的方面，苏辙提出过“惟教之不改，而后诛之”的观点，他认为对犯错误的人进行教育，多数人还是会虚心接受并加以改之，这时候对那些仍然顽固不化的人进行施行他便无话可说了。在这方面，苏辙强调教化的重要性，不能只是一味用刑法去惩罚别人，而是需要注重教育感化人。
在做人的方面，苏辙提出过“以言责人甚易，以义持己实难”、“ 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等观点，前者的意思是用语言去苛责别人非常容易，但是以正义来要求自己却非常难，后者的意思是说在这世界上并没有人能在不能端正自己的情况下去端正他人。这两句话的意思基本相同，都是要求在自己行为端正的情况下才能去要求别人，自己能没有做到怎么能够去要求别人呢?
在做事的方面，苏辙提出过“遇繁而若一，履险而若夷”、“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的观点，前者的意思是遇见繁杂的事情的时候，好像在做一件事一样;处在危险的情况下，却好像行走在平地上一样。这个观点是告诫别人要有从容淡定的心理，即使遇到了困难也需要有从容不迫的态度。后者的意思则是说在事情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进行深谋远虑，等到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害怕了。这个则是在告诫别人要有忧患意识，要提前做准备。
苏辙散文
关于苏辙的作品非常多，他的著作也是非常丰富，在文学上被称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写作上既强调要注重自己的文学思想的内心修养，又要有丰富的阅历。
苏辙大部分的著作是在他被贬官和晚间闲居的期间所写，有《栾城集》、《春秋集解》十二卷、《古史》六十卷、《龙川别志》八卷、《龙川略志》十卷等等。在文学上创作上，苏辙比较重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的相统一，同时强调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在建立在实践上的。他要求个人的作品应该有自己独有的风格，与其他人的作品区别开来。
他的散文是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他所写的散文结构严密、话语严谨、表达简练通畅、语言朴素淡雅。他的大量政治上的议论散文便具有这种特色。在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却能体现出语气的波澜起伏，前后变化，说理能力极强，具有很强的逻辑能力。他擅长写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论文，纵观天下，分析当时的时局，以古鉴今，并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所在之处。比如《六国论》中指出当时的六国的执政者不知天下的大势，没有团结一致对抗秦国，失去了韩、魏两国重要的保护屏障，结果导致六国全部覆灭的悲剧。又例如《黄州快哉亭记》中把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在抒情的过程中又表达了自己的内心情感，这就是他写文章的特点。
篇2：苏轼苏辙苏洵三者关系
1. 苏洵，字明允，自号老泉，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世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
2.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自号道人，世称苏仙。宋代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间进士。其诗题材辽阔，清爽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孤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爽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爽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3.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自号颍滨遗老，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
篇3：苏洵、苏轼和苏辙成功背后的三个女人
苏洵、苏轼和苏辙成功背后的三个女人
我国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与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三苏”。因苏家父子三人都成了一代文豪，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上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故“三苏”全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三苏”之中，苏洵和苏辙主要以散文著称；苏轼则不仅在散文创作上成果甚丰，而且在诗、词、书、画等各个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由此看来，“三苏”的雅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那么，“三苏”到底是怎么样取得了如此功成名就的呢？按照现代流行说法，“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好女人”，而三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的那个好女人又是谁呢？据记载，苏洵、苏轼和苏辙这三个成功男人背后的那个好女人就是程氏，即苏洵的妻子，苏轼和苏辙的母亲。
苏家三个男人的`成绩斐然，与他们背后的程氏这个贤妻良母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据载，程氏生于公元10，眉山人，系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程家在四川眉州是一个望族大户，家境非常富有，使程氏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而通经史，有气节。司马光在为程氏所写的墓志铭中，也赞美她“喜读书，皆识其大义。”
程氏在18岁时嫁入苏家，当时苏洵年仅19岁，还是一个未知世事的懵懂少年样子。《苏主簿夫人墓志铭》载：“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应之女。生十八年，归苏氏。程氏富，苏氏极贫。”程氏嫁入程家后，两人婚姻生活曾一度过得十分艰难。于是，有人建议程氏求助于自己的娘家，但却被有志气的程氏一口拒绝了，她不愿意别人说自己丈夫靠她家维生的闲言碎语。
据说，苏洵从小就很不喜读书，不知自强和上进。婚后依然没什么改进，照旧到处游荡，不懂得挣钱养家，一度使得从富家嫁过来的程氏抑郁不乐。苏洵后来自己也承认“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也许是在婚后妻子程氏的百般苦劝之下，还是受到了艰难时世的客观逼迫，苏洵忽然在他25岁那年幡然醒悟了过来，决定“治学”发奋读书自强自立。
对苏洵的幡然觉悟，程氏甚是喜悦，自然分外支持。程氏把家事一手承担下来，上事翁姑，下教子女，终日勤劳不息。还在眉山城南纱谷行街上租来一栋宅子，经营起布帛织物的生意。对此，后来苏轼曾有文记载：“昔吾先君夫人僦宅于眉，为纱谷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于地，视之，深数尺，有大瓮，覆以乌木板，先夫人即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乃已，人以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
在苏洵28岁的时候，苏轼出生了。在苏轼之前，程氏还生有个长子，只是在苏轼两岁时就死去了。又过了一年，苏辙出生了。据记载，程氏嫁到苏家后一生活生了六个子女，但后来只有苏轼、苏辙兄弟俩幸运地存活了下来。
《宋史》记载，苏轼10岁时，苏洵“宦学四方。太夫人（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苏轼）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母亲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老师，苏洵长期读书游学在外，程氏兼主内外，除了持家，还亲自承担起对苏轼和苏辙两兄弟的家庭教育。程氏不仅教苏轼兄弟俩识字，也特别注重对儿子的德育教育。今天的从苏轼和苏辙的诗文以及回忆中，也可以看出程氏作为的早期教育对苏轼、苏辙两兄弟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比如苏轼的性喜直言，就与程氏的言传身教和影响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散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其主旨虽是“言政刺过”，但另一个角度看，也与程夫人的影响有着关系，苏轼少年时书房前“竹F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几年后，“皆巢于低枝，其d可俯而窥也”。人鸟共处，环境优美怡人。这种鸟语花香的氛围，皆因苏轼的母亲程氏“恶杀生”，所以“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所以苏轼的书房前才有这般景致。而苏辙，在记述他的母亲时也说：“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
苏轼、苏辙在母亲的教育下，兄弟俩小小年纪就博通经史，“已而，二子同登进士4：苏洵
苏洵（105月22日―1066年5月21日），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至和、嘉v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年五十八岁。苏洵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v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
目录人物生平主要成就个人作品人物轶事收缩展开人物生平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四月二十五日（1009年5月22日）出生于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 苏洵少时不好读，由于父亲健在，没有养家之累，故他在青少年时代有点象李白和杜甫的任侠与壮游，走了不少地方。后来又陪同儿子两次进京，一次经水路，一次经陆路，遍游了沿途的名胜古迹。苏洵游过的道释名胜古迹大致有青城山和峨眉山、成都的玉局观、庐山的东林寺和西林寺、虔州的天竺寺、丰都的仙都观等。苏洵游峨眉山和青城山是在青少年时期，其《忆山送人五言七十八韵》诗中云：“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岷峨最先见，晴光压西川。” 19岁时娶妻程氏，27岁时立下决心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苦读，学业大进。 庆历年间，苏洵进京参加制举考试，不中，又举茂才异等，又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便南游嵩洛庐山，在庐山他游历了东林寺和西林寺，并同这里的两位高僧讷禅师和景福顺长老交游月余。《忆山送人》诗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历的情形：“次入二林寺，遂获高僧言。问以绝胜境，导我同跻攀。逾月不厌倦，岩谷行欲殚。”苏洵在庐山同二僧共游居一个多月，并“获高僧言”这件事，苏轼、苏辙都有记载。苏辙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 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化去已十一年。”从庐山下来，苏洵又南游虔州（今江西赣州），在虔州，苏洵结识了当地隐士钟子翼兄弟，在他们的陪同下游览了马祖岩和天竺寺。 大概在皇v初年，苏洵到岷山白云溪拜访了隐士张俞，苏轼在《张白云诗跋》中说：“张俞，少愚，西蜀隐君子也。与予先君游居岷山下……”张俞的事迹在王称的《东都事略》中有传，“张俞，字少愚，少嗜书，好为诗，……俞为人不妄忧喜，性淳情澹，有超然远俗之志。”朝廷曾六次下诏要其出仕，“卒不起，遂隐居青城山之白云溪。”按青城山白云溪是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廷晚年所居之地，文彦博治蜀时安排张俞居住白云溪，显然是张俞对道教有特别兴趣的原因，苏洵与他交游，道家道教大概是其交谈内容之一。 嘉v初（1056年），苏洵带二子进京应试，谒见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衡论》、《权书》、《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刘向、贾谊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苏洵，苏洵文名因而大盛。在京期间，认识了保聪禅师，“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啊年，而所居圆觉院大治。” 嘉v二年（1057年），二子同榜应试及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精辟。苏洵提倡学习古文，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不同写法和共同要求。他特别善于从作品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与艺术特色。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在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的苏洵著作，原版本大都散佚，今存的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嘉v集》《15卷、《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谱学贡献
苏洵在谱学领域贡献巨大，他创造了现代修谱方法之一的苏氏谱例，影响巨大，时至今日仍然是许多地方和姓氏的'修谱范例。其体平列，世序直陈，用表格的形式记述先祖世系。在表中人名下注出其仕宦、行迹、配偶、死葬、享年并依次书写子孙后代，各代标明辈分。其谱例以五世为表，以宗法为则，详近而略远，尊近而贬远，主张睦族、恤族、化俗。其特点是篇幅大，记载内容多。苏氏谱例与欧阳修创立的另一谱例一道，被世人称为“欧苏谱例”。
个人作品诗作：《云兴于山》、《有骥在野》、《有触者犊》、《朝日载升》、《我客至止》、《欧阳永叔白兔》等。 散文：《颜书四十韵》
人物轶事苏洵生活于佛、道发展兴盛的北宋前期，受时代潮流及出生环境的影响，苏洵也有一些佛、道观念。苏洵信奉佛道，其外在表现是游道观佛寺，交道士僧人，舍心爱之物为死去的亲人祈冥福等；其内在表现则体现了其文学艺术和政治思想之中，苏洵的文学创作过程论受启于《庄子》，他的文学作品涉及到道教的仙话传奇，灵验故事，宫观胜境等，其政治思想从渊源、重要观点到语言文字无不留下道家的痕迹。苏洵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思想中涉及佛教的比较少见，受道家道教的影响却十分明显。 苏轼在《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诗中写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聘释迦文。”说的是苏轼苏辙兄弟庆历年间在家以父为师时的事情，可见苏洵对道释经籍是有所研读的，不仅如此，还让儿子也一起读。苏轼曾提到双亲笃信佛教：“昔予先君文安主薄赠中大夫讳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宝。捐馆之日，追述遗意，舍所爱作佛事，虽力有所此，而志则无尽。”至于对道教的信仰，苏洵自己有记载：“洵尝于天圣庚午（即1030年）重九日玉局观无碍子肆中见一画像，笔法清奇。云乃张仙也，有祷必应。因解玉环易之。”苏洵十九岁娶眉山大户程氏之女为妻，到二十三岁（即天圣庚午）还未有子嗣，因此在游成都玉局观见到被称为以祈嗣的张仙画像，就购置回家。祈曰：“某等不德所召，艰于嗣息，堇皈遗教，瞻奉尊彦。夫妇行四拜礼，诣香案上香，献酒。读祝再四拜。”苏洵的佛道信奉主要体现在游览佛道的名胜古迹，接交道士、僧人。
篇5：《书何易于》、苏洵，苏轼，苏辙《六国论》、《答谢民师书》读后感
《书何易于》、苏洵，苏轼，苏辙《六国论》、《答谢民师书》读后感
《书何易于》读后感 什么是好官，是政绩高，收税多？应该都不是，何易于给我们了一个好官的标准，就是为苍生，为百姓谋福利的官才是好官。他可以在上司来视察的时候主动自己拉纤，只因为百姓正处在农忙季节，还可以在上头收税的时候，一把火烧了告示只为民众减轻负担，这样父母官，在最后考核的时候却只得到中上的评定，实在是说不过去。 我们现在的官员，有几个可以像何易于一样勤政廉洁的，很少，为了升官发财，为了讨好上司，不惜余力阿谀奉承，这样的官员能为百姓谋福祉吗？我看不能，但是他们年年岁末，奖金，先进却拿了一大推，这些和何易于比起来，难道不应该上我们去反思一下官员的评级制度吗？ 苏洵《六国论》读后感 苏洵的《六国论》将六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拿土地“赂秦”，导致自己国力衰微，走向灭亡，即使有些国家没有送秦国土地，也因他国的行为导致势单力孤，无法抵御强大的秦国。这在当时，主要借古讽今，抨击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告诫背诵统治者要吸取六国灭亡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苏洵的结论对我们现在也是有参考借鉴价值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世界上得以自立，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做大做强自己，提高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而不是像晚清政府一般，割让自己的领土，只会使侵略者气焰更加嚣张。另外与邻国交好，也是保全自己，给自己提供良好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 苏轼《六国论》读后感 苏轼的`《六国论》，从宾客，人才这一角度，论说了六国为什么能够能较长时间存在下去，而秦国却速亡的原因，在他看来，六国的君主，名士都善于挖掘收拢人才，这样便导致政局在一定的时间内得到稳定，而秦始皇的做法是将这些门客全部驱散，而只崇尚法律，这好比放虎归山直接导致了秦国的灭亡。 苏轼的观点在现在看来多少带有一些英雄史观的色彩，认为历史是有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能力所决定的，这有其偏颇之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国家如果不重视人才，是永远不会得到快速的发展的，所以我国现在提倡的科教兴国，人才兴国，便是从人的角度为我们今后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苏辙《六国论》读后感 苏辙认为六国的灭亡，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他认为，抗击秦国的关键在于要保全和秦国毗邻的韩魏两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正是因为其余四国未能在暗中帮助韩魏，联合抵御秦国，而是被某些眼前的小利益所麻痹，最终韩魏灭亡之后导致了自身无力去抵抗饿虎一般的的秦军。 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是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但是在和平的背后我们还应该看到某些不安定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共同磋商，平等对话来解决问题。我们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加快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交流，深化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发展前景才是明朗的，否则，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是绝对没有出路的。 《答谢民师书》读后感 此文主要论说了苏轼自己对于创作的见解，在他看来文章最重要的不是在于文辞的华美，而是在于“辞达”，即是要做到思想与内容的统一，中心的明确。因为只有这样，写作文章才会有的放矢，让读者一目了然，在“辞达”的基础上，文采便会运用不禁。 这样的观点对于我们现在写作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我们现代人无论是创作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所追求的往往是语言的华丽，这样一来虽说意境很华美，但是实际上文章的主题思想，要表达的真实感情便会淹没在这些本不需要的华丽语言中，读者也会感到厌烦。所以苏轼的建议，就是要我们首先突出中心，表现主题，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文采，确实是值得学习的。篇6：苏洵简介
六国论的阅读参考
一、介绍
苏洵（1009－1066），字明允，自号老泉（苏洵家有老人泉，梅尧臣曾为之作诗，敢自号），眉州眉山（现在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散文家。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宋仁宗嘉信元年（1056）带领儿子苏武、苏辙到洋京（现在河南开封），以所著文章22篇（《几策》二篇、《权书》十篇、《衡论》十篇）谒见翰林学上欧阳修。欧阳修很赏识这些文章，认为可以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振。嘉伤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伤五年，授职秘书省校书郎，后为霸州文安县主簿。参与修纂礼书《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精于古文写作，尤长于策论，主张“言必中当世之过”。为文见解精辟，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明快酣畅，纵横排困，雄奇道劲，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度。后人因其子苏武、苏辙都以文学闻名，故称他为“老苏”，并将他们父子三人合称“三苏”，均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著有《嘉信集》十五卷。《六国论》是《权书》十篇的，原题为《六国》，课文从通行选本标题为《六国论》。
二、背景材料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立论的根据；二是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撰写此文的现实针范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战国是七雄争霸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秧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日，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界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也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河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路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破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专制集权制度，解除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来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来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来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
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苏河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三、语句出处和有关史料
1．路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
语本《战国策·魏策一》：“苏子（秦）为赵合从，说魏王日：‘……夫事秦必割地效质，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
2．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韩宣王曰：“大工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
3．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战国策·魏策三》载孙臣谓魏安厘王曰：“巨夫好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史记·魏世家》载：“安厘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泰南阳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望，使欲全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己。且夫以他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个有名的比喻，苏泰说韩宣王（《战国策·韩策一》）、虞卿说赵孝成王（《战国策·赵策三 》）也用过，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苏洵这段文字，明显地是师法战国游土之说，但并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引申发挥，融为自己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
4．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
公元前270年，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攻赵，围闭与，赵将赵奢大破秦军。赵封奢为马服君。公元前260年，周赧王五十五年，赵使赵括代廉颇，秦白起败之于长平，大破赵军，坑四十五万人。公元前257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秦兵围邯郸，急，魏公子无忌袭杀晋鄙，夺军救赵，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秦罢兵。公元前234年，秦王政十三年，秦将桓龈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同年十月，桓路复攻赵，赵以李牧为大将军，去秦军于直安，大破秦军；赵封李牧为武安君（《赵世家》载李牧破秦军事为十四年）。
5．后秦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
公元前232年，秦王政十五年，秦攻赵，一军抵部，一军自太原投狼孟、番吾，李牧击却之。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大兴兵攻赵，围邯郸，赵大将军李牧去却之。
（以上两条见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
6．牧以谗诛，邯郸为郡—…·
公元前229年，“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算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惠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以史记·廉颇前相如列传》）公元前228年，秦王政十九年，秦将王剪去赵，大破之，尽定取赵地，获赵王迁。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秦王如邯郸。公元前222年，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将王贲击代，虏王嘉，赵亡。
四、译文
六国灭亡，不是因为武器不锋利，仗打不好，弊病在于贿赂秦国。贿赂案国，自己的实力就亏损，这是灭亡的原因。有人说：六国相继灭亡，都是因为他们贿赂案国吗？回答说：不贿赂秦国的国家由于贿赂秦国的国家而灭亡。因为不贿赂秦国的国家失去了其他国家强有力的援助，就不能单独保全。所以说弊病在于贿赂秦国啊。
秦国用攻战获取土地之外，还受到诸侯的贿赂，小的就得到邑镇，大的就得到城市。把泰国受贿赂所得到的土地，与战胜而得到的土地比较，实际上多到百倍。把六国贿赂秦国所丧失的土地，与战败而丧失的土地比较，实际上也多到百倍。那么，泰国最想望的，六国诸侯最担心的，当然不在于战争了。想想他们死去的祖辈父辈，冒着霜露，披荆斩棘，才有了一点土地。子孙对待土地却不很爱惜，拿它送给别人，好像丢弃小草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明天割让十座城，然后才能得到一夜的安睡。《六国论》就是这类文章。
《六国论》可以分为五段。
文章的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案。”文章的文章的题目和内容来看，写到文章的主旨，这两句话却非常重要。
这里谈一谈这篇文章的风格和渊源。
苏洵、苏拭和苏辙父予三人的文章，多半得力于《战国策》和《史记入宋朝的古文家王安石曾说三苏的文章是“战国之文”。三苏里边，苏洵尤其擅长作策论。他的策论一般写得极为雄辩。明朝的古文家茅坤评这篇《六国论》说：“一篇议论，由《战国策》纵人（主张合纵抗秦的一派）之说来，却能与《战国策》相伯仲。”《六国论》的笔法，有的地方确实像《战国策》。其中论六国赂秦之失策的话，主要的部分就是出于纵人之说。试看《六国论》说：“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这很明显地是出于战国时期主张六国合纵拒秦的有名的外交家苏秦的话。《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游说韩宣王，说：“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现在河南宜阳）、成皋（现在河南虎牢）。今兹效之
（效之，献给他。效，呈献），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又如《六国论7）所引“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个比喻，是苏秦的弟弟苏代的话，苏代也是主张合纵拒秦的。这不都是“由《战国策》纵人之说来”吗？
再谈一谈这篇文章的结构。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先提出中心论点——六国破灭，弊在赂秦（文章的脉络很清楚，结构极为完整。
再谈谈这篇文章对语言文字的运用。
这篇文章一共用五百多个字，表达了这么多的意思，这是由于文章的结构谨严，对所要说的这些话应该如何前前后后地加以安排，考虑得很周密，尤其是由于语句写得精练有力。这篇文章里边，不仅没有可有可无的话，就是必须说的话，也不曾过多地使用笔墨。例如文章。
这篇文章是论述战国时期六国灭亡的原因的。先论证六国的灭亡，由于赂秦，然后提醒治国的人应当吸取这个历史教训。读这篇文章，应该知道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
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软弱的一个王朝。宋太宗以后，国势就渐渐衰弱。宋朝初年，北边已经有敌国契丹，宋仁宗时，西边又出现了敌国西夏。宋朝受着这两个国家的威胁和侵犯，却不敢对他们进行坚决抵抗，只想用屈服妥协的办法向他们纳银输组换取和平。来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契丹（后来称辽）缔结增渊之盟，未朝答应每年给契丹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契丹派使者到宋朝要求割给他们晋阳（现在山西太原）和瓦桥（在现在河北雄县易水上）以南十县的土地，结果定盟由宋朝每年给契丹增加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庆历三年，西夏向宋朝上书请和，宋朝每年赠给西夏白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宋朝这样一再向敌人屈服妥协，结果增加了敌人的财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带来无穷的后患，而实际上并不能换得和平。苏洵尽管不理解秦国当时已经具备了统一全中国的条件，不过他写这篇文章借古讽今，向北宋统治者敲起警钟，指出对敌人不用武力抵抗而只是一味屈膝求和，结果必然招致灭亡，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说，这篇文章不同于一般空泛的史论，它是明显地具有现实意义的。
篇7：苏轼 苏辙 兄弟
苏轼 苏辙 兄弟
千里共婵娟的苏轼、苏辙兄弟
月到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万事休。四十岁的苏轼在王安石如火如荼的新政变法中，被排挤出东京开封，到杭州任地方官。一个精神强大的人不会因为境遇的改变怨天尤人，苏轼在杭州甩开膀子治理西湖水患，创办救助弱势群体的福利院等一系列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民心工程。
三年任满，东京开封依然是乱纷纷新党旧政势如水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格局。他自请朝廷再次流放，条件只有一个：请求委派到离弟弟苏辙近的地方。苏轼总结弟弟：“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是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苏辙感念哥哥：“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苏轼性情豪爽，洒脱不羁。天然率真出语惊人，难免也会出语伤人。苏辙沉稳拘谨，内敛淡定，他是上帝特意派来守护哥哥的使者。苏辙其实和苏轼一样聪明，他们是同科进士。他们的监考老师给二人的评语：“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性格决定苏轼一生坎坷，苏辙的人生则简单平静了许多，苏轼一次次外任、贬谪，苏辙留守家中替他膝下尽孝。兄弟鸿雁传书，谈人生谈诗词。苏辙外圆内方，总是劝哥哥遇事避其锋芒，以求自保。苏轼诗词作品各个时期都有苏辙的影子。《和子由渑池怀旧》《和子由踏青》，以及后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绝望之中写给苏辙的《绝命诗》。
皇恩浩荡，圣眷优荣，苏轼被委派到密州(今诸城)做行政长官，苏辙在济南，相距不算太远。密州是个烂摊子，“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苏轼的政治才华一点都不逊色于他的艺术天分。他扑下身子励精图治，用实践和经验印证嘉佑科举成名的《刑赏忠厚论》中仁政天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一年之后，“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成功让苏轼如此快乐，不惑之年，白发反黑，丰神俊雅。
苏轼有闲，也有生活的信心和情趣。他和同事们出城打猎。为报倾城随太守，密州人民万人空巷，与苏轼同乐。他开始怀旧，夜来幽梦，早逝的发妻王弗小轩窗，正梳妆。天人永隔，苏轼肝肠寸断。他更加思念济南的苏辙，中秋到了，皓月银辉，清淡天和，苏轼醉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亲爱的弟弟，一别七年，坎坷沉浮，羁旅漂泊，支撑我的是你的亲情。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见或者不见，你一定要健康、平安。你在，就是我的奇迹，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是苏轼送给苏辙的中秋礼物。无论岁月如何刷新，这首词总被思念置顶。
奇景如幻，其情可感。中年人生，能够互相扶住，彼此把握的是亲情。
公元1101年，苏轼客死异乡。又一个十年过去后，苏辙追随哥哥去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因。”苏辙记住 “乌台诗案”中哥哥在狱中写给自己的诗句，要求后人把自己葬在哥哥身边。夜夜明月，这对兄弟把酒论诗，永不分离。
知识扩展： 苏轼为何不爱收藏书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方兴日盛的藏书之风，对宋人的学识修养的提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而后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