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名家经典散文(精选10篇)

余秋雨名家经典散文

       大美唐诗

       生为中国人,一辈子要承受数不尽的苦恼、愤怒和无聊。但是,有几个因素使我不忍离开,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其中一个,就是唐诗。

       这种说法可能得不到太多认同。不少朋友会说:“到了国外仍然可以读唐诗啊,而且,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好诗!”

       因此,我必须对这件事情多说几句。

       我心中的唐诗,是一种整体存在。存在于羌笛孤城里,存在于黄河白云间,存在于空山新雨后,存在于浔阳秋瑟中。只要粗通文墨的中国人一见相关的环境,就会立即释放出潜藏在心中的意象,把眼前的一切卷入诗境。

       心中的意象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潜藏下来的。也许是父母吟诵,也许是老师领读,反正是前辈教言中最美丽的一种。父母和老师只要以唐诗相授,也会自然地消除辈分界限,神情超逸地与晚辈一起走进天性天籁。

       于是,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而且,这种唤醒全然不是出于抽象概念,而是出于感性形象,出于具体细节。这种形象和细节经过时间的筛选,已成为一个庞大民族的集体敏感、通用话语。

       有时在异国他乡也能见到类似于“月落乌啼”、“独钓寒江”那样的情景,让我们产生联想,但是,那种依附于整体审美文化的神秘诗境,却不存在。这就像在远方发现一所很像自己老家的小屋,或一位酷似自己祖母的老人,虽有一时的喜悦,但略加端详却深感失落。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与生命紧紧相连的全部呼应关系,失落了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份真实。

       当然,无可替代并不等于美。但唐诗确实是一种大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一读,都能把心灵提升到清醇而又高迈的境界。回头一想,这种清醇、高迈本来就属于自己,或属于祖先秘传,只不过平时被大量琐事掩埋着。唐诗如玉杵叩扉,叮叮当当,嗡嗡喤喤,一下子把心扉打开了,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好的自己。

       这个自己,看似稀松平常,居然也能按照遥远的文字指引,完成最豪放的想象,最幽深的思念,最入微的观察,最精细的倾听,最仁爱的同情,最洒脱的超越。

       这个自己,看似俗务缠身,居然也能与高山共俯仰,与白云同翻卷,与沧海齐阴晴。

       这个自己,看似学历不高,居然也能跟上那么优雅的节奏,那么铿锵的音韵,那么华贵的文辞。

       这样一个自己,不管在任何地方都会是稀有的,但由于唐诗,在中国却成了非常普及的常态存在。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说,怎么也舍不得离开产生唐诗的土地,甚至愿意下辈子还投生中国。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对国际间的文化信息并不陌生,当然知道处处有诗意,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坑。但是正因为看得多了,我也有理由作出一个公平的判断:就像中国人在宗教音乐和现代舞蹈上远远比不上世界上有些民族一样,而唐诗,则是人类在古典诗歌领域的巍峨巅峰,很难找到可以与它比肩的对象。

       成熟是一种光辉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又并不陡峭的高度。

       我一直认为,某个时期,某个社会,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坏不到哪里去。

       在中年,青涩的生命之果变得如此丰满,喧闹的青春冲撞沉淀成了雍容华贵,连繁重的社会责任也有可能溶解为日常的生活情态。

       到了该自立的年岁还不知道精神上的自立,这是中国很多中年人的共同悲剧。

       天天期待着上级的指示、群众的意见、家人的说法,然后才能跨出每一步——这是尚未精神断奶的标志。

       最可怕的是,谁也没有断奶,而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上好的乳汁,因此开始了对各种伪劣饮料的集体吮吸。

       在一片响亮而整齐的吮吸声上面,是那些爬满皱纹却还未苍老的脸。

       中年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自己的老年。

       如今天天节衣缩食、不苟言笑、忍气吞声,都是在争取着一个有尊严、有资财、有自由的老年。

       但是,我们无数次看到了,一个窝囊的中年抵达不到一个欢快的老年。这正像江河,一个浑浊的上段不可能带来一个清澈的下段。

       习惯了郁闷的,只能延续郁闷;习惯了卑琐的,只能保持卑琐。而且,由于暮色苍茫间的体力不支、友朋散失,郁闷只能更加郁闷,卑琐只能更加卑琐。

       只有在中年树起独立的桅杆,扬起高高的白帆,唱出响亮的歌声,才会有好风为你鼓劲,群鸥为你引路,找到一个个都在欢迎你的安静港湾,供你细细选择。

       中年人的坚守,应该从观点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难以言表。

       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对峙消解了,早年的对手失踪了,昨天的敌人无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顾在自己身边。

       请不要小看这“照顾”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与此相关。

       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征是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一会儿要别人像对待青年那样关爱自己,一会儿又要别人像对待老人那样尊敬自己。

       明明一个大男人却不能对任何稍稍大一点的问题作出决定,频频找领导倾诉衷肠,出了什么事情又逃得远远的,不敢负一点责任。

       西方一位哲人说,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同样一句话,出自老人之口比出自青年之口厚重百倍。对此,我不能全然苟同。

       哲理产生在两种相反力量的周旋之中,因此它更垂青于中年。世上一切杰出的哲学家都在中年完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便是证据。

       老年是如诗的年岁。这种说法不是为了奉承长辈。

       中年太实际、太繁忙,在整体上算不得诗。青年时代常常被诗化,但青年时代的诗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标准,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诗。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使命已经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了然,万丈红尘已移到远处,静下来的周际环境和放慢了的生命节奏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总结性、归纳性的轻微和声,诗的意境出现了。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

       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

       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构成了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山的陡坡。

       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什么,上了高峰又抓住不了什么。

       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

       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

       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

       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

       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

       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

       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

       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

       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

       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

       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

       ”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

       ”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

       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

       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

       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

       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

       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

       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

       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

       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

       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

       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

       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

       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

       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

       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

       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

       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

       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

       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

       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 20 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

       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

       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

       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

       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

篇2:名家散文余秋雨《三峡》

       名家散文余秋雨《三峡》

       余秋雨的散文《三峡》以凝练生动的笔墨,写出了三峡的雄奇险拔、清幽秀丽的景色,下面就是原文知识,一起看看吧。

       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

       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

       顺长江而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真漂亮。

       对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知道三峡也大多以白帝城开头的。李白那首名诗,在小学课本里就能读到。

       我读此诗不到10岁,上来3:名家名篇余秋雨

       一

       那天,成吉思汗要在克鲁伦河畔的宫帐里召见一个人。

       这个人住在北京,赶到这里要整整三个月。出居庸关,经大同,转武川,越阴山,穿沙漠,从春天一直走到夏天。抬头一看,山川壮丽,军容整齐,叹一声“千古之盛,未尝有也”,便知道到了目的地。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已经十二年。这十二年,一直在打仗,主要是与西夏和金朝作战。三年前在与金朝的战争中取得巨大胜利,不仅攻占了金朝的中都(即北京),还分兵占领了大小城邑八百多个。中都的一批金朝官员,投降了蒙古军。

       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王朝,为的是要反抗和推翻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契丹人的辽朝。金朝后来确实打败了辽朝,却没有想到蒙古人后来居上,又把它打败了。

       长年的征战,复杂的外交,庞大的朝廷,使成吉思汗的摊子越铺越大。每天都有内内外外的大量问题要面对,成吉思汗急于寻找有智慧、有学问的助手。他原先手下的官员,几乎都是没有文化的莽将。连他自己,也没有多少文化。

       他到处打听,得知四年前攻占金朝中都时,有一位投降过来的金朝官员很智慧,名字叫耶律楚材。

       这个名字使成吉思汗立即作出判断,此人应该是契丹族,辽朝的后裔。耶律家族是辽朝显赫的王族,后来由于金朝灭辽,也就一起“归顺”了金朝。这应该是耶律楚材祖父一辈的事,到耶律楚材父亲一辈,已经成了金朝的高官了。但成吉思汗知道,这个家族在内心对金朝还是不服的,企盼着哪一天能够报仇复国。早在蒙古统一之前,当时还没有成为成吉思汗的铁木真曾经遇见过作为金朝使节派到蒙古部落来的耶律阿海,两人暗中结交,还立下过共同灭金的志愿。

       想到这里成吉思汗笑了,心想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家族,被金所灭而降金,金被蒙军打败后又降蒙,如此两度投降,是不是真的始终保持着复兴契丹之梦呢?好在,今天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话题,那就是分别从契丹和蒙古的立场,一前一后一起笑骂曾经那么得意的金朝。

       随着一声通报,成吉思汗抬起头来,眼睛一亮。出现在眼前的人,二十七、八岁光景,高个子,风度翩翩,声音宏亮,还留着很漂亮的长胡子,非常恭敬地向自己行礼。

       成吉思汗高兴地叫了一声:“吾图撒合里!”

       这是蒙古语,意思是长胡子。

       这一叫,就成了今后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习惯称呼。

       寒暄了几句,成吉思汗便说:“你们家族是辽朝的皇族。尽管你做过金朝的官,但我知道辽和金是世仇。你们的仇,我替你们报了!”

       这话说得很有大丈夫气概。接下来,理应是耶律楚材代表自己的世代家族向成吉思汗谢恩。

       但是,耶律楚材的回答让成吉思汗大吃一惊。

       他说:“我的祖父、父亲早就在金朝任职为臣了,既然做了臣子,怎么可以暗怀二心,仇视金朝君主呢?”

       这话听起来好像在反驳成吉思汗,而且公然表明了对成吉思汗的敌人金朝君主的正面态度,说出来实在是非常冒险。但是,成吉思汗毕竟是成吉思汗,他竟然立即感动了。

       一个人,对于自己服从过的主人和参与过的事业,能一直表示尊敬,这已经很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在表示尊敬的时候,完全不考虑被尊敬对象的现实境况,也不考虑说话时面对着谁。这样的人,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见过。

       成吉思汗看着耶律楚材点了点头,当即向左右表示:这个人的话要重视,今后把他安排在我身边,随时以备咨询。

       这在后来的《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上记为:“上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

       二

       这是公元12的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改变了成吉思汗的军事方向,也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天下最大的烈火,总是由最小的草梗点燃。

       据记载,那年成吉思汗派出一个四百五十人的商队到中亚大国花剌子模进行贸易。不料刚刚走到今天哈萨克斯坦锡尔河边的一座城市,就出事了。商队里有一个印度人是这座城市一位长官的老熟人,两人一见面他就直呼其名,没有表示应有的尊敬,而且还当场夸耀成吉思汗的伟大。那个长官很生气,下令拘捕商队,并报告了国王摩诃末。国王本来就对成吉思汗送来的国书中以父子关系形容两国关系十分不满,竟下令杀死所有商人、没收全部财产。

       成吉思汗从一个逃出来的骆驼夫口中知道了事情始末,便强忍怒火,派出使者质问事件真相。结果,使者被杀。成吉思汗泪流满面,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冠冕,跪在地上绝食祈祷了整整三天三夜。他喃喃地说:“战乱不是我挑起的,请佑助我,赐我复仇的力量!”

       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征服战,开始了。

       耶律楚材,跟在成吉思汗身边。他会占卜,这在当时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除了占卜,他还精通天文历法,可以比较准确地提供天气预报,成吉思汗离不开他。

       他是积极支持成吉思汗的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这从他一路上用汉语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他写道:

       关山险僻重复重,

       西门雪耻须豪雄。

       定远奇功正今日,

       车书混一华夷通。

       阴山千里横东西,

       秋声浩浩鸣秋溪。

       猿猱鸿鹄不能过,

       天兵百万驰霜蹄。

       这些诗句表明,他认为成吉思汗西征的理由是“雪耻”,因此是正义的,他还认为这场西征的结果有可能达到“华夷通”的大一统理想。这个理想,他在另外一首诗中表述得更明确:“而今四海归王化,明月青天却一家。”

       看得出来,他为成吉思汗西征找到了起点性理由“雪耻”和终点性理由“王化”。有了这两个理由,他心中也就建立了一个理性逻辑,跨马走在成吉思汗身后也显得理直气壮了。

       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两个更大的感性原因。

       4:名家名篇余秋雨

       从爸爸的一叠借条,我想,人生在世,免不了向外界借取,包括向自己不喜欢的群落。

       一个男人,要把家庭撑持下来极为不易,更是免不了常常要发出索借之声,伸出索借之手。

       他向大地索借着儿子的生命支点。

       而我,却以为是自然的生命过程。甚至,以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些年,爸爸很少接触媒体,却从看病的医院里知道了我的一点点社会知名度。他并不为这种知名度感到高兴,但由此推断出上海这座城市对我的重要性,心里踏实了。

       我给过他一本《文化苦旅》,他因眼睛不好,读读放放,并不怎么在意。平日就塞在手提包里,有时去公园闲坐时拿出来翻翻。有一次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完事后穿衣理包,准备离开,看到几案上有这本书,就自言自语说:“真是糊涂了,刚才怎么把这本书掏出来了。”正要伸手去拿,医生笑着说:“老先生,你搞错了吧,这是我的书。”

       爸爸一时没回过神来,说:“没搞错,这是我儿子写的嘛,你看这署名……”

       这事的结果,当然是他受到了格外的尊重,而且这位医生请他带着那本书回来要我签名。以后他每次去看病,都有医生、护士事先准备好一叠叠我的书要我签名。这实在有点把他闹晕了。

       他想,在那些书上,我签名时还写着请那些医生、护士“教正”,那就应该由我赠送才对,否则很失礼。于是,他到书店去了。

       “有没有一本叫《文化苦旅》的书?”他问。边问,边递上一张他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就写着这个书名。他觉得这个书名用上海话一念,声音完全含在嘴里了,别人一定听不明白。

       书店职员没看纸条,随口答道:“卖完了。但他新出的书还有,要哪一本?”

       爸爸怯生生地问:“新出的?叫什么?”

       书店职员从书架上各拿一本放在他面前,他也不看内容,只要看清楚署名确实是我,就把那一堆都买回来了。我下次回家探望,他很不好意思似的推在我面前,要我签名,然后送给医生、护士。

       可以想象,真正不好意思的是我。我问清了这些书的来历,便说:“爸爸,要送书,问我要,何劳您自己去买?”顿了顿,我又尴尬地解释道,“这些书,怕您和妈妈看着累,我没拿过来,也没告诉你们。”

       我心里在自责:真不像话。

篇5:余秋雨名家散文《阳关雪》

       余秋雨名家散文《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游。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纔叫天。有这样的天,地纔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纔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纔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吶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沈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于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锺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意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矙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纔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纔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纔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迭迭,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莉萨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岛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滴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读余秋雨《阳关雪》有感

       寂静的夜里,万物都睡去了,告别了白日的喧闹与繁华,心归于平静,手里是一本余秋雨文集,读着《阳关雪》,我被深深打动。

       我不曾到过阳关,只是在十五岁那年,离家出走,携着少年的忧伤和孤独,奔赴敦煌,在漫天飞舞的风沙里,感受了几许流浪的疲惫与悲凉,我不曾体会它背后深远的历史文化底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小时候,从课本上读这首诗只觉得“阳关”很远,脑海里出现的是肆虐的风沙,和将要远去的朋友,牵着马离去的孤独的背影,离别的不忍,只好劝朋友再喝一杯酒,阳关迢迢再无故人。

       今夜,读余秋雨先生的《阳关雪》,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孤独的“行者”在漫天飞雪的茫茫大漠里艰难行进奔赴阳关,在他身上背负的是一个中华儿女厚重的历史文化情感。放眼望去,层叠的树影,树下流水不断,不远的山峰上呈现荒落的土墩一座,必定是阳关了!

       自古屯扎兵马之处,必是具备此条件的,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走进,视野里坍塌的烽火台分明就是先前的土墩而已!在千年之后的寒风里佝偻着身子,悲壮地见证着当年历史古战场的惨烈。余秋雨先生所观看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神圣的废墟,蕴藏着千年的历史文化。

       是一个怀着悲哀无言的阳关,一个响亮着战争号叫和将士呐喊的历史呼声的阳关。这儿是军事圣地,这儿是浴血沙场,这儿是挥别一个个流落官,一个个文人的流放地。这儿有着无数个坟堆,这儿有着无数不屈的灵魂,却在凄冷的风中孤独地哀吟,历史留给了他们的是什么?是淡漠,是无情,是遗忘!那么多人,就这样被一页页地翻过?

       那么深奥的文化,就这么被深深地掩埋?余秋雨先生不禁慨叹大诗人王维的唐人风范,在这凄惨之地,竟缠绵淡雅地表达自己的内心境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在历史“吹拂”下,终成废墟,终成荒原,无人与他做伴,惟独那几个土墩。也许,再过几多岁月,就连那土墩,那废墟也将化作尘灰荡尽!阳关,不正是我们中华历史文化的缩影吗?

       曾经壮美,曾经辉煌,却被淹没在了历史长河的大雪之中。拨开浓重的历史面纱,清扫沉压在这历史文化废墟身上厚厚的积雪,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久远的,悲壮的故事告诉世人,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历史的一页不应被掩埋,我们有责任让那历史的废墟上重新开出艳丽花朵,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神,决不能被“大雪”掩埋,阳关迢迢,征途漫漫,我们需早日动身!

       文化的阳关寂寞着。肆虐的北风在耳边吼叫,漫天飞扬的风沙狂笑着,枯涩的芦苇柔弱地叹着气,还有那几个土堆孤寂地哀吟。余秋雨先生漫步长叹,继续着苦旅文化的悲程。阳关大雪又呼啸而立,文化的哭泣开始萦耳。这是谁在哭泣?也许是文化废墟,也许是感受文化废墟的人,更也许是感受文化废墟后,又来悲怜文化的人……

篇6:中国名家:余秋雨散文赏析

       中国名家:余秋雨散文赏析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大陆著名文学家、美学家,曾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

       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并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并担任多所大学的教授。事实上,要谈论余秋雨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真是谈何容易。这位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闻名的中国美学家,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

       余秋雨文化苦旅15载

       他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受争议的作家,他的作品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从《文明的碎片》到《霜冷长河》他以深沉的理念,把人生底蕴、人生意义及自然之美统合在一起,形塑出余秋雨所特有的散文。他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为我们勾勒出人类文化磅礴壮伟、坚韧延绵、脆弱细腻的不同面貌。

       余秋雨,一个从浙江慈溪小镇走出来的学者,一个有着繁多的社会头衔和身份的作家,在踏遍城市、荒漠,追往古、现实之后,他将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走进《艺术人生》呢?面对人生,面对文化,面对追问,他将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和姿态回应每一个人呢?

       关于文学

       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余秋雨开始给自己重新定位。他说“找自己和自己同行之间的区别比较明显,我是通过旅行的方式来考察人类的各大文明,最重要的文明几乎都走遍了,这一点大概有它的特殊性,也就是我此时此刻可以肯定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身份地位,这范围逐步逐步缩小了,像差不多相同的玻璃,那么作为一个带着文化的目的去旅行的人,而且真是走了很多很多路的人,所以说文化的旅行者,回来还最好能够写一点东西,向大家回报的人,作为行者这一点我想有一点特殊。我不喜欢以前的.那种学者生活,学者生活的特点就是知识的来源,全部来自于书本,很少有自己去考察。如果知识的来源限定为书本到书本肯定是狭隘的,当时我就感觉到了,我要告别这一点。如果你从一块真实的土地上出来,成了大学生成了教授,好不容易成了才,但是你的话语和绝大多数人毫无关系,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认为,知识来源于亲自去考察,知识的去向就是我向广大读者提供能够接受的文体,你叫它散文也好,叫它别的文体都可以,能够和我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观众和读者亲切的对话”。

       关于生活

       余秋雨出生在浙江慈溪一个普通的小镇,他不是农民的孩子,却在农村中长大。余秋雨的妈妈是这个村庄里面惟一的文化人,在妈妈的影响下,八岁的余秋雨就在为几个村庄的乡亲们写信、读信、记账。离开了小镇,走进大城市上海的他,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上海话。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背起了生存的担子,一家九口人要靠他一个人来养活。他从一个大学教授到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从一个作家到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从一个从小镇走出来的孩子阿雨到声名显赫的学者,他走过的每一步,他的每一个经历或许都值得我们细细地品味,值得想获得成功的人借鉴。

       今天的余秋雨毫无疑问是一个成功者,面对自己的得与失,他说“我好像很少遇到发展的良机,我的每一次发展都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踩出每一步。当时我并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如果是要力争往前走的话,那么我可以不离开我。我往往是做得最好的时候,自己撤离一下子就从零开始。”

       关于真诚

       面对人生,面对文化,面对追问,余秋雨说道:“面对许许多多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努力把自己最真诚的东西表现出来。我做的方法是我不再参加好多容易使自己一体化的那种活动,大家看不到各种各样的团体集会当中有我的声音,这我可以努力做到,因为这样的话,使我不真诚,甚至我也不爱在文化界扎堆,扎得太深以后,别的朋友观点影响了我的观点,影响我个人的真诚,所以我现在为什么还在继续地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保持着一个重要的方式和观众对话,提醒自己可以面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难题,好多好多的质问,但是最不能失去的是你的真诚,你只要保持真诚,任何困难都无所谓,如果你回答了很多真爱,但是真诚丢失了,你就丢失了一切,你的回答其实都没用。”

       伤痕累累的历史——《道士塔》导读

       《道士塔》和《莫高窟》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提示了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之悲剧,那么,后者则是对这一灿烂文化的赞叹和歌颂。两篇文章归结到一个主题: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这种文明是如此博大而辉煌,又是如此命运多舛。它历尽沧桑,迄今仍然生生不息。两篇文章是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反思,表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道士塔》全文四个部分。融记叙、议论、抒情于一体,展示了近代中国由于愚昧和落后而带来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有“道士塔”作题目,寓意深刻。这座道士塔既是民族耻辱的象征,又是近代中国文明衰弱的标志。它是曾经发生过的、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

       7:名家散文余秋雨《柳侯祠》

       名家散文余秋雨《柳侯祠》

       客寓柳州,住跋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迭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xx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为此,他下决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账。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间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位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竟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纔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1974年12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基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它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枪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岛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纔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复文明,纔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懊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鉴赏:

       《柳侯祠》通过游鉴柳州柳侯祠古迹,抒写了对中国贬官司文化和贬官文人 命运的感慨和反思。

       全文以柳侯祠为话题, 回顾了柳宗元这一唐代伟大文学家被权势差遣, 两遭贬谪流放、四处飘零的命运,展现了中国文人在远离政治中心和偏废世俗物欲后用自己的文化人 格“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精神价值。

       文章自然划分为四个部分:

       8:余秋雨散文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我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爱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绑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抵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纔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沈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篇9:余秋雨散文

       一九九九年十月九日下午,埃及开罗,夜宿Les 3 Pyramides旅馆还是金字塔。

       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肯定这几座最大的金字塔是法老的墓,现代有不少学者根据金字塔所包含的各种建造数据与天体运行规则的对应性、预见性,断言这是古人对后人的一种智能遗嘱。这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就像用巨石筑建的《易经》,后人读得懂就读,读不懂就独处一隅,等待着更遥远的后人。

       这种思路很有趣味,如果有可能,那么金字塔就属于“另类文明”。其实,不说建造目的,光看那种无法企及的建造手段,也已关及“另类文明”。我本人并不倾心一度相当流行的所谓金字塔是外星人所造的说法,比较主张它们出于我们并不清楚的一种也属于人类自身的文明。

       当一切不可能已经变成事实矗立在眼前,那么不妨说,金字塔对于我们长久津津乐道的文史常识有一种局部的颠覆能量,至少指点我们对文明奥义的解读应该多几种语法,而不能仅止于在一种语法下词汇的增加。

       本来也许能解读一部分,可惜欧洲人做了两件不可饶恕的坏事。

       第一件是,公元前四十七年,凯撒攻占埃及时将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七十万卷图书付之一炬,包括那部有名的《埃及史》;第二件事更坏,四百多年之后,公元三九○年,罗马皇帝禁异教,驱散了惟一能读古代文字的埃及祭司阶层,结果所有的古籍、古碑很快就没有人能解读了。

       如果说第一件事近似秦始皇焚书,那么第二件事正恰与秦始皇相反,因为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相当于建立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古代历史不再因无人解读而局部湮灭。须知,最大的湮灭不是书籍的亡佚,而是失去对其文字的解读能力。

       在这里我至少看到了埃及文明中断、中华文明延续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初一看文字只是工具,但中国这么大,组成这么复杂,各个方言系统这么强悍,地域观念、族群观念、门阀观念这么浓烈,连农具、器用、口音、饮食都统一不了,要统一文字又是何等艰难!在其他文明故地,考古学家遇到最大的麻烦就是古代文字的识别,常常是花费几十年才猜出几个,有的到今天还基本上无法读通,但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发生,就连甲骨文也很快被释读通了。我想,所谓文明的断残首先不是古代城郭的废弛,而是一大片一大片黑黝黝的古文字完全不知何意。为此,站在尼罗河边,对秦始皇都有点想念。

       当法老们把自己的遗体做成木乃伊的时候,埃及的历史也成了木乃伊,而秦始皇却让中国历史活了下来。我们现在读几千年的古书,就像读朋友刚刚寄来的信件,这是其他几种文明都不敢想像的。

       站在金字塔前,我对埃及文化的最大感慨是:我只知道它如何衰落,却不知道它如何构建;我只知道它如何离开,却不知道它如何到来。就像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巨人,默默无声地表演了几个精彩的大动作之后轰然倒地,摸他的.口袋,连姓名、籍贯、遗嘱都没有留下,多么叫人敬畏。

       金字塔禁止人攀援,但底下的八、九级,去爬也没有人阻止。我爬上几级,贴身抬头,长久地仰望着它。它经过几千年“作旧”,已经失去任何细部的整齐,一切直角变成了圆钝,一切直线变成了颤笔,因此很像一种天造地设的自然生成物,但在总体上,细部的嶙峋仍然综合成直笔。世上其他景物大多是自然构划整体,人力雕琢细部,金字塔正好相反,磨琢细部的是自然,构划整体的是人类。金字塔在不声不响之中也就撑开了两笔,写了中国的一个“人”字。

       两笔陡峭得干净利落,顶部直指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只有白云在半坡上殷勤地衬托。

       听到许戈辉在摄像机前说“永久”,仿佛提到,再过五千年,它们还会是这个样子。这便启发了我的一个想法———金字塔至今不肯坦示为什么要如此永久,却不小心透露了永久是什么。

       永久是简单,永久是糙粝,永久是毫不弯曲的憨直,永久是对荒漠和水草交接的占据,永久是对千年风沙的接受和滑落。

       无法解读是埃及文明的悲剧,但对金字塔本身而言,它比那些容易解读的文明遗物显得永久。通俗是他人侵凌的通道,逻辑是后人踩踏的阶梯,而它干脆来一个漠然无声,也就筑起了一道障壁。因此还可以补充两句:永久是对意图的掩埋,是把复杂的逻辑化作了朴拙。

0:余秋雨散文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约旦佩特拉,夜宿Silk Road旅馆我在过去的旅行中得到一条经验:一般高高低低的丘陵地带不要太在意,如果在大平原里突如其来地出现了高山,这要引起高度重视,里边很可能有胜景;如果这突如其来的高山又奇形怪状,那就必须停车,否则迟早得后悔。

       从安曼向南走,二百公里都是枯燥的沙地和沙丘,令人厌倦,突然,远处有一种紫褐色的巨大怪物,像是一团团向天沸腾的涌泉,滚滚蒸汽还在上面缭绕。但这只是比喻,涌泉早已凝固,成了山脉,缭绕的蒸汽是山顶云彩。人们说,这就是佩特拉(Petra)。

       十九世纪,一位研究阿拉伯文明的瑞士学者从古书上看到,在这辽阔的沙漠里有一座“玫瑰色的城堡”。这座城堡应该有一些遗迹吧,哪怕是一些玫瑰色的碎石?他经过整整九年的寻找,发现了这个地方。

       山口有一道裂缝,深不见底,一步踏入,只见两边的峭壁齐齐地让开七八米左右,形成一条弯曲而又平整的甬道。高处的天与脚下的道,形成两条平行的窄线。连接两条窄线的峭壁,有的做刀切状,有的做淋挂状,但全部都是玫瑰红,中间搀一些赭色的纹、白色的波,一路明艳,一路喜气,款款曼曼地舒展进去。不知走了多少路、转了多少弯,心中却一点也不慌,因为由蓝天跟着,有玫瑰红伴着,前面一定吉祥。

       甬道终点是凿在崖壁上的一座罗马式宫殿,底层十余米高的六个圆柱几乎没有任何缺损,进入门厅,有台阶通达正门,两边又有侧门,门框门楣的雕刻也十分完好。门厅两边是高大的骑士浮雕,人和马都呈现为一种简练饱满的写意风格。二层是三组高大的亭柱雕刻,中间一组为圆形,共有九尊罗马式神像浮雕。宫殿的整体风格是精致、高雅、堂皇,集中了欧洲贵族的审美追求,二层的圆形亭柱和一层的写意浮雕又有鲜明的东方风格。

       这座宫殿,你甚至不愿意把它当作遗迹,它的齐整程度,就像现代仍在启用的一座古典建筑,但现代哪有这般奢侈,敢用一色玫瑰红的原石筑造宫殿,而且是凿山而建!

       这座宫殿被称之为“法老宝库”,再走一段路,还能看到一座完好的罗马竞技场,所有的观众席都是凿山而成,环抱成精确的半圆形。

       竞技场对面,是大量华贵的欧洲气派皇家陵墓。此外,玫瑰色的山崖间洞窟处处,每一个洞窟都有精美设计。站在底下举头四顾,立即就能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梦幻般美丽的城郭所在,但这个城郭被崇山包裹,只有一两条山缝隐秘相通。这里干燥、通风,又有泉眼,我想古代任何一个部落只要一脚踏入,都会把这里当作最安全舒适的城寨。

       佩特拉美丽神奇却缺少文字,也许该有的文字还在哪个没被发现的石窟中藏着,因此我们对它的历史,只能猜测和想像。一般认为,它大约是公元前二世纪那巴特亚人(Nabataean)的庇护地,他们是游牧的阿拉伯人中的一支,从北方过来,一度曾经显赫,因此这个隐蔽的地方也曾热闹非凡,过往客商争相绕着曲折的甬道进进出出,把它当作驿站。它也曾进入罗马人的势力范围,因此打上了深深的罗马风格印记。

       但是,大约到公元七世纪,它突然变得冷清,甚至渐渐死寂。究其原因,一说是过往客商已开辟海路,此处不再成为交通驿站;二说是遇到两次地震,滚滚下倾的山石使人们不敢再居住。总之,它彻底地逃离了文明的视线,差不多有一千年时间,精美绝伦的玫瑰红宫殿和罗马竞技场不再有人记得,但它们都还完好无损地存在着,只与清风明月为伴。只有一些游牧四处的贝都因人(Bedouins)在这里栖息,我不知道他们面对这些壮丽遗迹时作何感想。他们的后代也许以为,天地间本来就有如此华美的厅堂玉阶,供他们住宿。那么,他们如果不小心游牧到巴黎,也会发出“不过尔尔”之叹。

       站在佩特拉的山谷中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路探访的,大多是名垂史册的显形文明,而佩特拉却提供了另一种让历史学家张口结舌的文明形态,这样的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上应该比显形文明更多吧?知道有王国存在过,却完全不知道存在的时间和原因,更不知道统治者的姓名和履历;估计发生过战争,却连双方的归属和胜败也一无所知;目睹有精美建筑,却无法判断它们的主人和用途……显形文明因为理清了自己的历史逻辑,容易使后人以夸张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夸张,掩盖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丰富、杂乱、争逐和湮灭!人们对文明史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文字记载上,以及记载者制订的规范上,这也难怪,因为人们认知各种复杂现象时总会有一种简单化、明确化的欲望,尤其在课堂和课本中更是这样,所以,取消弱势文明、异态文明、隐蔽文明,几乎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的恶果,就是用几个既定的概念,对古今文明现象定框划线、削足适履,伤害了文明生态的多元性和天然性。

       因追求过度的有序而走向彻底的无序,因企图规整文明而变成严重损伤文明,这是我们常见的现象。更常见的是,很多人文科学一直在为这种现象推波助澜。

       佩特拉以它惊人的美丽,对此提出了否定。它说,人类有比常识更长的历史、更多的活法、更险恶的遭遇、更寂寞的辉煌。